2022年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好莱坞杜比剧院顺利举行，黑马《健听女孩》（CODA）揽得本届奥斯卡三项大奖，其中有一项大奖不只让现场的好莱坞明星与屏幕外的观众意外，更是让关注着本届奥斯卡的聋人观众欢呼。这项奖即是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获奖人叫特洛伊·科特苏尔（Troy Kotsur），在演员之外，他更为美国聋人观众熟悉的身份是西部聋人剧院（Deaf West Theatre）的优秀剧场演员。

从1994年开始，科特苏尔便开始参演并执导了多部聋人西部剧场的作品,比如《欲望号街车》、《人鼠之间》和《欧菲莉亚》，并在2001年开始首次尝试音乐剧《大河》。美国西部聋人剧院培养了无数聋人剧场演员，也支持着残障演员和非残障演员共同合作，其中最有名的剧目便是《春之觉醒》。

但类似《春之觉醒》这样能够容纳不同身份的多元舞台作品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它的成长过程曲折，并蕴含着力量。它是残障世界的抗争，是艺术多样性的源泉，也是社会包容的进步。

 

多元舞台出现的意义

1946年，美国加劳德特大学教师罗伯特·帕纳拉与伯纳德·布拉格萌生了为聋人设计剧院的想法，他俩共同创作的聋人戏剧在1963年的演出中，吸引了当时担任纽约大学聋人研究专业教授的埃德娜·莱文博士的注意。

莱文长期关注聋人教育发展，在聆听了布拉格关于国家聋人剧院的想法后深受鼓舞，觉得这是一个链接聋人社区与听人社区的机会，因为要公众了解到聋人艺术，手语是最好的途径。莱文和布拉格用这个想法申请到一笔政府拨款，并以此吸引到百老汇的导演、演员、制作人、还有舞台设计师等，共同创办起美国国家聋人剧院。

 

在往后几十年间，国家聋人剧院都承担着开拓前路的角色，对于他们来说，能够以多元化以及包容性的方式提供给观众更多视角，那就能让残障群体拥有更多自信与尊严。


这种行动被称为“残障赋权”，它往往是戏剧舞台甚少提及与关注的。
 

在以往，残障演员们通常被当作是一个被侮辱或是戏弄的角色，例如在世界各地曾流行一时的马戏团——畸形秀（freak show），专门搜寻身体有特殊状态的人士，将他们培养为演员，或是将儿童或成人身体上的某一部分摘除，人为制造这种特殊状态。牟利者将残障演员物化、丑化与猎奇化，以此来取悦观众，而这样的残障演员，生存情况则十分悲惨。

歧视的态度也出现在正统的戏剧作品里，比如说莎士比亚在《理查三世》里，将理查三世的肢体障碍作为其“反派”的象征，因为他是“畸形的”，“不完整的”，所以他道德品质必然有问题。
 

1980年代美国和英国残障艺术与文化运动开始后，因为公众更广泛地接受残障人士融入主流社会，戏剧作品对残障角色的处理也有了改变。他们对残障角色的呈现态度，慢慢变得正派，残障演员也不再羞于展示自己的残障情况。

这也是多元舞台最重要的核心特质，它给予参与的残障人士尊重与支持，让他们的自我能力得到最好发挥，同时它也能担任教育公众的角色，鼓励残障群体与非残障群体共同协作与互相支持。它鼓励观众可以看到在平日生活中所不被允许看的事物，或因某些原因不能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事物。

它展示出来的创造力、创新性令人惊奇，它可以跨越文化，跨越群体，跨越国界，甚至可以跨越语言。

像是听障人士能够在舞台上用手语“发声”，肢体障碍人士能够在舞台上驾驶着轮椅冲锋陷阵，视力障碍人士能够在舞台上演奏出乐曲，这些不被传统剧场所正视的事情，在多元舞台上来说则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表演者，产生共融共生的状态。
 

多元舞台至今的发展与表现

舞台上存在的重重障碍也使“突破障碍”成为了演出作品中常用的概念。

一些剧院也用行动在践行这个概念。例如美国Uppity剧团，自 1989 年创团以来，就一直在创造表演并为社会正义而努力。他们维护同性恋权利，讨论性别问题，倡导残障群体的包容性。例如在作品里讲述一个孩子想和坐在轮椅上的人打招呼，他们在一起跳舞欢笑，成为朋友。

又例如1979 年创立于美国的“突破障碍剧场”（Theatre Breaking Through Barriers, 简称TBTB），最初由视力正常的演员组成，他们受雇为盲人录制戏剧，到了1982 年，剧院开始改革，逐步吸纳盲人、低视力的表演者，与有视力的表演者一起演出，并陆续推出完整的舞台作品，让盲人/低视力和有视力的演员成为主要角色，慢慢将阵容扩大到支持所有残障表演者。 

 

随着多元舞台的成熟，剧作也开始正视残障表演者的叙事力量，例如有剧团在呈现《巴黎圣母院》时邀请学习障碍人士扮演卡西莫多，让观众更深刻认同卡西莫多的痛苦和愤怒，而不是仅仅将他视为非残障演员表演出来的角色。

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的优秀作品在向社会输出并倡导多元舞台的理念。例如开头提到的《春之觉醒》，国内的《近处的波纹，响了》，《鸟的故事》，以及北京的乐益融社会工作事务所一直在支持的由残障女性参与的艺术作品创作。

在这些行动的背后，离不开残障与非残障人士的合作。例如由重庆知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所支持的“蜗牛邮局·听障青少年戏剧工坊”。在制作人多多的执行下，2021年入选了「前滩31青年创艺计划」，同年8月开始针对听障儿童开展戏剧工作坊，通过故事、表演、游戏、绘本等艺术形式，以听障小朋友的故事为源头，创作互动表演及小游戏。项目特别邀请了中国青年作家、戏剧编导陈思安作为工作坊的导师，带领听障儿童及青少年们学习如何进入写作与戏剧场景，如何开发身体表现力，在工作坊结束后，残障青少年们与非残障群体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值得注意的是，能够获得这些成功经验，是因为非残障群体在这些合作过程中并没有居高临下，把残障群体当作布尔乔亚式的“怜悯”对象看待，而是把残障参与艺术看作一种平等多元的行为

 

多元舞台共荣的增益

在鼓励残障人士参与艺术现场之外，我们也惊喜地发现，残障人士在舞台上的存在给剧作与剧场带来的全新变革。

比如说，英国的格雷埃剧团（Graeae Theatre Company），作为一家致力于无障碍戏剧的专业剧团，其职责是为残障演员、导演、剧作家、剧院工作人员提供机会，剧团特点是在作品中提供手语、字幕和口述影像，用人力与科技的方式进行支持，打破了那些阻碍残障艺术家表达的障碍，而这些措施也恰能让非残障群体更好地理解作品本身。
 

在中国，对于此种无障碍形式的探索剧作也慢慢出现。2018年的《长靴皇后》和2022年的《弗兰肯斯坦》都将手语翻译请上了舞台，而2018年的《三姐妹》则将契诃夫名作改编为手语版，全程采用俄罗斯手语，配上中文字幕，近乎默剧的形式，爆发了最动人的力量。


 

残障人士给舞台带来的发展不止于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倡导行动后出现了更多无障碍措施，艺术场所开始建设无障碍坡道，影像作品置入口述影像，场馆内提供可触摸装置、手语翻译，解说文字、助听设备等信息无障碍工具。

例如重庆知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2021年举办了中国第一届流明儿童无障碍艺术节，通过电梯入口的盲文按钮建设、展览期间的手语导览服务、展览现场的数字作品展现等等，让落地艺术展览空间——金山意库艺术大卖场，开始探索无障碍场景的搭建的重要性，为往后的残障人士参与艺术活动提供了更多实践经验。

 

从最开始探索残障群体受压迫般的演出，以此将残障艺术作为残障人士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方式，再到鼓舞和激励残障人士展现强大而积极的力量，最后到解决舞台上下存在的障碍，所谓多元舞台从来就反对将残障人士的生活视为悲惨、无助以及可怜的这种陈旧观念。

多元舞台所产生的力量，正是可以让更多人能够为舞台上的残障人士鼓掌，能够让他们不再是区别对待的对象。这是残障人士用几十年争取到的种子，也是非残障人士用心培育的花朵。

当人们慢慢意识到残障群体在舞台上不再是一个多余的角色，而是创作核心时，我们内心的隔阂也将会慢慢消失。